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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三次上书毛主席的杜世询

    发布日期:2021-11-03 03:5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    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“找矿”、“炼钢”、“修水库”,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。虚报粮食产量,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,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,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。

      1960年,灾情继续扩大,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。进入1961年后,大旱蔓延黄河、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。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%。

      政府这时将大量粮食出口,想造、导弹,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设备材料。“天灾”加左倾主义的决策错误致粮食奇缺。每人每天只有三两米,更缺少青菜副食类,很多人靠吃树皮、啃稻草充饥,至1959年春,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。

      杜世询1929年10月17日出生于即墨市普东镇(原长直乡)杜家村一个农民家庭,少年时曾就读于私塾和小学。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,1951年1月加入中国。先后任即墨县灵西区粮库会计、代理主任、县粮食局购销公司副经理、购销股股长、秘书股股长、副局长、中共刘家庄公社委员会副书记、中共前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等职。

      1959年10月,杜世询调任中共刘家庄公社委员会副书记。当时的刘家庄公社人民群众挣扎在极度的饥饿之中,杜世询一边努力工作、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,一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,出于忧国爱党关怀群众疾苦,他先后三次直接上书给党中央、毛主席,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,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见解,建议纠正“”、“浮夸风”等错误,同时指出错误的根源在中央,要求中央承担责任。

      杜世询一生喜欢读书,喜欢写字做文,才识超人,善与人论古今,工作方法独特。一天,他于刘家庄大集上看到一位算卦先生愚弄群众、骗取钱财,悄悄说:你的卦位摆错了,又步步逼问:八卦起源何时?!如何发展等问题,硬说得算卦的张口结舌收摊而去。

      杜世询常到最困难的烈、军属家中问寒问暖,用自己的工资去接济他们。公社干部每人分到2斤马肉,他自己不舍得吃,立即分成四份,分别送到最困难的烈、军属家中,自己却饿着肚子回宿舍蒙起头睡觉,难以入睡,掰了几个白菜种子老菜叶充饥。于是他体会到群众因生活所迫而“吃青”之情,对偷吃青苗的群众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千万婉言劝慰,不要动粗。

      1959年12月,中共即墨县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,贯彻中共中央“庐山会议”精神,开展以“反右倾”为重要内容的整风运动,几十名县、公社主要领导干部被当作“右倾”进行批判。杜世询对此很不理解,难道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是“右倾”造成的吗?

      为了寻求答案他深入到泉庄、刘家庄等生产队进行社会调查,对历年粮食产量、群众收入、人口增减、农作物种植、新式农具的推广和应用、群众住房、公共食堂、农村集市等诸多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。

      通过大量数据对比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: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不是“右倾”,而是“主席通讯”{指郑州会议之后发布的《党内通讯》欠认真执行;摊子太多,底子太空;逆言拒闻,虚夸成风;人心不齐,偏于集中;管理不善,死而不灵(缺乏因事因地事宜);失信于民,危害无穷。}(此段引文系杜世询向党中央、毛主席第一次上书中的原话。)

      随之,他对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提出了8项建议,其中包括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调整分配政策、对农作物种植要因地制宜、取消农村公共食堂、精简公社管理人员等重大问题。他把这些调查材料和建议整理成7000余字的报告直接上书党中央和毛主席。

      为了做到慎重,他请来了刘家庄大队的一位党支部书记和一名被称为“农村秀才”的党员,对他的这份报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。但是考虑到在那时的政治气候里,上书党中央要担很大的风险,所以他对那两位党员说:“这些意见虽然是我们三人的共识,但是风险还是由我一人承担吧,所以只签我个人的名字好了!”。

      1960年9月9日,杜世询向党中央、毛主席发出了第一封上书。在这封上书的最后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当时的心情也写在里边:“在一个土地肥沃,丰产粮食的地区,由于我们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,粮食减产、国家征购任务完不成,不但保证不了国家需要的粮食和社会口粮,还要国家供应,感觉对不起党,对不起群众。最后斗争的结果,还是向党反映出来有好处。”

      “如果我这篇报告完全是一支向党进攻的毒箭,有意或无意拆散社会主义,可以此做反面教材批判揭发,借以教育其他党员,鲜花开得更香,这对党更有好处。””最后向党提出一点要求,如果这篇报告属后一种类型,望将我的党籍保留三年以后再处理,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别无他求。”。

      不久,杜世询向党中央发出了他的第二封上书。1961年1月,即墨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,宣布县委主要负责人徐华、尹传基、王生民、李安世等为“封建统治集团”。继之,在全县农村普遍开展整风整社运动,纠正“五风”(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强迫命令风、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),许多基层干部蒙受不白之冤,因“刮五风”而受到各种处分。

      为此,杜世询于1961年3月第三次上书党中央、毛主席,列举大量事例指出,“五风”的根源“完全来自党中央”,而现在把责任完全加在基层干部身上是“避错而是非不清,推责而赏罚不明,不清不明,危害无穷”。

      他建议党中央、毛主席“以六亿人民为重,承担错误责任,召开党代大会,总结经验教训。”“应效李逵负荆请罪之勇,禁忌阿瞒借头之计。”在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上书里,杜世询以一名员坦荡的胸怀,无私无畏的胆略,陈述了自己的见解。

      杜世询连续上书党中央、毛主席的事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,他的亲友、同志无不为之担心,怕他陷入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,而他却心情泰然。有一位省里来的领导同志找他谈话,劝他放弃自己的观点,管好自己的职责以内的事情就行了。他回答说:“现在的事情非只一社、一县、一省,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我是中国员,不是刘家庄员,理应关心国家大事。”。

      杜世询当干部二十几年,一贯清正廉洁,对自己及亲友要求极为严格,对群众疾苦却关怀入微。一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。“”中,他被加上种种“莫须有”罪名,多次被批斗,但他毫不在意,批斗完了,照常带领社员搞生产。

      1982年,他被确诊患有膀胱癌,从济南治病回到家长,请老友到他家聚会,酒后赋诗:“人生恶死谁无死,人杰鬼雄层层去。终生不做食民贼,乐哉苦哉各自取。” 1982年8月2日,年仅54岁的杜世询去世,乡亲父老无不悲痛。

      (资料源自:王成先、毛敦辉根据即墨档案馆馆藏有关档案资料整理、撰写的文章)